１９世纪末的国内，新世界大潮浩浩荡荡，政坛瞬息万变。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精英，梁启超参与了国内近代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，他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，促进了湖南新学传播，也与湖湘志士结下了情谊。２０２３年是梁启超诞辰１５０周年，《湘江周刊》特别约稿，以志纪念。
王开林
从丁酉年冬至戊戌年春， 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，共讲学三个月。现在看来他在长沙的这段经历是非常特殊的，借此机会，他与诸多湘贤结缘结交， 恳请大家... 或加深加固了旧谊。蔡锷成为了他最得意的弟子，谭嗣同成为了他最敬佩的友人。与杨度、皮锡瑞、唐才常相识，也都是在这个时期。
梁启超与湘贤们的深厚交谊
梁启超与湘贤王闿运、熊希龄也多有交集。当年，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提调。为梁启超安排讲学活动，照顾其日常生活，便是熊希龄的分内事。１９０５年，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熊希龄受命去日本请动梁启超当枪手，撰写了五篇考察报告。１９１４年，熊希龄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，组织名流内阁，邀请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，梁启超欣然应命。这些事实充分说明，梁启超与熊希龄是彼此认可的。
△１８９９年的梁启超。
１．梁启超与谭嗣同、唐才常
梁启超与谭嗣同从相识到深交仅有三年时间。乙未年， 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于北京，他致书康有为，称道谭嗣同“才识明达，魄力绝伦，所见未有其比”，但又惋惜谭嗣同“佞西学太深”。丁酉年冬， 梁启超来到长沙，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，用《孟子》和《公羊春秋》为教本，主张民权之说撒下了变革的种子。迄至戊戌年春，三个月时间，梁启超与谭嗣同朝夕相处，称之为“讲学最契之友”。
谭嗣同义薄云天 把“行”而“图将来”的机会让给梁启超，把“死”而“召后起”的任务留给自己。行者与死者各司其责， 原本不存在孰勇孰怯、谁高谁低的比较和区分，但他主动选择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，这种英风侠气不禁使人油只是生敬佩之情，拭目以待。。
２．梁启超与王闿运、 杨度
１９１４年，王闿运致书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梁启超，起首之语是“一别廿年，风云万变”，若廿年非约数， 一言难尽。 梁启超与王闿运的交往就应早于丁酉年。王闿运是旧派人物，经学名家，对于维新变法素持异议。
进入民国后他仍然认为杨度深中洋毒，必须用老庄之学透析才行。王闿运抗拒新潮流，憎恶革命派。对于王闿运的观点，梁启超并不佩服，甚至批评他“经学所造甚浅”“拘拘于例，无甚发明”。
３．梁启超与皮锡瑞
皮锡瑞是晚清湘籍经学家， 他著述宏富，对于维新党人多有赞誉。他读过《时务报》，很喜欢该报主笔梁启超的文章。丁酉年十月下旬，梁启超抵达长沙后多次宴饮均有皮锡瑞同席，两人开始有所交往。
４．梁启超与蔡锷